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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去化”的西式话语在解释上的困境

2018-06-24 06:54

  李世默2013年6月在Ted的引起了与界的极大关注,其中包括一些尖锐的。带有鲜明“中国派”色彩的黄亚生曾以《终将会赢》为题,对李世默关于两种“元叙事”的观点提出了。遗憾的是,黄亚生对李世默的更多是把自己虚幻的想象作为对象,把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化”为“与反”的口号之争,这使得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最近,李世默在大学的则引起了来自另一种比较严肃的,这就是大学研究生王琪对李世默两种“元叙事”观点的。

  与黄亚生的相比较,王琪的相当严肃认真。文章抓住了李世默的核心观点,的每一个内容都可以说是有的放矢,论证上也,逻辑自洽。王琪认为李世默的错误就在于汪晖先生所讲的“去化”,而这种“去化”的本质是要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

  由于王琪对李世默的是基于汪晖的“去化”理论,文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汪晖的很多话语,所以,笔者对王琪观点的同时也是对汪晖“去化”理论的。汪晖是笔者非常尊敬的严肃学者,但为了把一些混沌的问题进一步,还是需要作出一些回应。

  在对国家现实的判断上,王琪与李世默有一定交集,二人都认为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的美好预言和承诺,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机和困境。但是,二人理解的根源却正好相反。李世默认为的党争撕裂社会并导致国家;而王琪则认为,制下的各个政党实际上已经趋同或共谋,原本有鲜明派别色彩的政党派了自己的阶级性或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性,政党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正是国家政党的“去化”趋势导致了的危机。

  王琪认为,李世默对国家的看法是基于全球近几十年来“去化”这一前提,而汪晖早就了“去化”的弊端和带来的代表性危机。王琪引用了汪晖的一段话:“当代议会的主要问题是:构成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于决定之外,两党或之间的差异被缩小到近于无,后者可以被概括为的趋同现象”。

  按照汪晖和王琪的理解,19世纪以来的政党应当是由各个代表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有着不同价值取向的政党共同构成。这一点,王琪在文中表述得很清楚:“制的前提是政党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历史上不同的社会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所有这些传统政党都来自于社会并以鲜明的意识形态和纲领表达、并争取实现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具有鲜明“代表性”的政党是政党和制度的基石,不同社会群体可以通过选票来对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做出选择,政党通过对国家的支配执行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政党的轮替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意义上的”。

  到此为止,汪晖和王琪对政党的“性”的理解大体是正确的。从政党的起源上看,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特有的利益和,政党是各个派系冲突的组织化形式。英语的政党(par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pars,原意就是分割,转型为英文即为(part),一部分的意思。所以西文中政党(party)一词本身就表明它代表的并非是整个社会,而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这个原因,在国家,虽然被理解跟国家的公共事务和国家有关,但由于国家总是由某个或某几个政党所掌控,所以,社会的“性”这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党派性”,与“中立性”的概念相对应。在社会,人们某一个家太讲,就是说这个人的党派价值观太强,缺乏客观的立场。在的文官系统中,由执政党首脑任命的官员被称为“政务官”或“性官员”,与政党的上台与下野共进退,跟中立的事务性官员有根本区别。

  但是,当汪晖和王琪用“去化”这个概念来表达对当代的看法时,就开始误读当代政党的性质。汪晖认为:“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为国党,即成为国家的结构”。汪晖的意思是说,政党的雷同性或共同性使得19-20世纪那种代表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政党性”了,斗争的政党变成了选举党:“在的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会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汪晖认为,党仅仅成为选举的工具时, 政党之间的斗争消失了,政党的性也就基本消失了。

  从理论上看,汪晖(包括一些左翼学者)的这种“去化”观点很难成立。政党演变为选举党不仅不是政党“性”的,相反,恰恰是代表特定社会群体政党的“性”的逻辑发展。由于国家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其代表性只具有部分性(part),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充分的依据长期执掌。于是,通过竞争而实现政党轮流执政成了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所以,“政党”发展成为一种“选举”是政党本质的应有之义。

  其实,的主流学家通常都把政党定义为一种选举机制。意大利学家Ciovanni Sartori把政党定义为提出候选人,然后通过选举把候选人推上公共职位上的组织。专门研究美国地方的学者高新军对美国政党的定位很有代表性:“美国政党的产生是与总统的竞选相联系的,也是为总统竞选服务的,同时,它的发展也是同选举权的扩大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美国总统的竞选造就了美国的政党,美国选举权的扩大,则推动了美国政党的发展。”

  所以,汪晖的“去化”理论对政党缺乏解释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承认政党的本质是“party”,是部分,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就应当承认政党轮换的必要性,应当承认竞争性选举是不同政党的主要功能,尤其应当把更换国家领导人的机制看成是政党“性”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理解为“去化”。同样,如果社会真的如汪晖讲的那样,各个政党已经抛弃了自身特殊的党派性而趋于雷同,那么的制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呢?很难想象有着共同利益和雷同的政党竞争和轮替有何意义。

  从事实层面看,汪晖的“去化”也不符合社会的现实。弗兰西斯·福山最近在跟李世默的对话中谈到的美国现状与汪晖的判断正好相反。根据福山的观察,美国的两党不仅没有在价值和利益上趋同,而是分歧与冲突进一步加剧:“美国目前处于一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时期,党和党造成美国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陷入僵局。因为党派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预算、医疗等基本决策。过去,美国体制曾周期性地出这个问题”。为了说明美国两党在上的恶斗,福山在两卷本的《秩序的起源》中创造了一个新词:否决制,“Vetocracy”,两党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恶斗而不惜的否决的机制。就美国的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中的福山对美国两党的描述远较汪晖合乎实际。

  当然,汪晖在制度时也提出了一些相当深刻的具体阐述,比如劳工运动在强大的资本与市场的霸权下不断衰落的现象。但由于“去化”这个理论概念本身包含内在的矛盾,很难对给出强有力的解释。

  无论是王琪还是李世默,谈论政党的落脚点还是中国的现实,国家仅仅是作为一个参照体系。如果说王琪与李世默在对国家的事实判断(非理论解释)有一些共同点和交集,那么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和解释则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李世默认为,当前的中国模式界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正是这种模式上的优势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而王琪则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中国体制的严重弊端,不能“去化”的和“代表性的断裂”。

  王琪认为,中国在后,“执政党逐渐将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通往现代化的普遍道。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精英逐渐将自己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精英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逐渐模糊而与工农群众则日益疏远,执政党与其所的阶级代表性之间已经断裂。在中国目前去化的中,国家和资本的霸权阶级话语,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为新主义保驾护航”。为此,王琪断言中国作为一个政党,自身的价值被消解了,留下的只有作为国家或“体制”的职能。

  为了说明代表性的断裂,王琪引用了汪晖论述:“‘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中形成的那种工农与政党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情况下,党逐渐从一个特定价值的团体为一种结构性的和控制性的体制。”

  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晖的论述涉及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在中国的话语中,的含义为何?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不,就无法讨论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去化”的现象;第二个是事实问题,究竟有没有劳工阶级,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有没有发生“代表性断裂“的问题?